铜俑 青铜雕塑在中国历史悠久，据说夏禹时代已开始“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 ( 《左传·宣公三年》 ) 了。但总体而言，先秦时代较为发达的青铜工艺器物，更多地偏重于宗教的、祭祀的、生活的实用价值，其审美价值也多限于工艺方面。

　　汉代青铜器物的一个重要变化，就是在工艺水平和格调大为提高的同时，其审美价值更多地转向了雕塑之美，其主要标志便是具有极高艺术品味的铜俑的大量出现。

　　1968 年河北满城陵山窦绾墓 ( 西汉 ) 出土的青铜长信宫灯就比较典型。该铜俑作宫女跪坐持灯状。宫女头梳髻，发上覆巾帼，博衣大袖，上身平直，双膝着地，右臂高举，袖口即为灯之顶部，与身躯相 通。右臂伸向右方，手握灯盘底座。宫女表情含蓄，神态恬静，造型细腻清晰，精美生动，是一件罕见的艺术珍品。从功能上说，它既是一件日常实用器物，也是一 件具有装饰和观赏价值的贵族奢侈物。它的出现，反映了汉代官宦豪族生活的奢华，也意味着一种世俗化、家居化的墓葬文化观念正在形成。

　　汉代青铜雕塑尤以东汉铜俑为代表，其主要标志是比例更准确，制作更细腻，造型更精美，神情更生动。这一点集中地体现在铜马形象的塑 造上。这时期的墓葬铜马在贵州的兴义、兴仁两县、四川的郫县和敦义、甘肃的武威雷台等地均有发现。同西汉的马塑形象比起来，它们都明显地呈现出体短、腿长 而细的特征，其矫健骁勇的阳刚之姿犹存，但那种高大威武、庄重沉雄之气象已不那么鲜明突出，更多的是一种俊美飘逸、灵活生动之神采，一种活力洋溢、奔放自 由之韵致。

　　其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作品，还是 1969 年出土的甘肃武威雷台东汉末年的墓葬铜奔马（图 2 — 56 铜奔马〈东汉末年〉 甘肃武威）。该铜马高 34.5 厘米 ，长 45 厘米 。马头微左，体态强健，昂首张口作嘶鸣状，长尾打结飘起，三足腾空，一足似“踏”在一只飞鸟上，作凌空奔驰姿势。这里的独具匠心之处，是为了表现马的飞奔 之态、腾飞之势，设计了一只飞鸟做衬托，显得马的神速之快已超过飞鸟，从而愈加强化了奔马的意趣。不过，该作品人们常冠以“马踏飞燕”、“马踏燕隼”、 “马踏龙雀”、“马踏乌鸦”等名，实际上都不太准确。该铜俑还有一个不太有名的称呼叫“马超龙雀”应是比较恰切的。一个“超”字，突出了奔马的神速，说出 了奔马的气势，可谓绝妙。因为一般说来，鸟飞起来总比马快，但此马却快得超过飞鸟，岂不是如同电闪雷光一般的迅疾 ! 更重要的是，“马踏飞燕”一说着重的是一种征服性主题，但我们知道，这种真正属于西汉前、中期的审美文化主题，在东汉已逐渐淡出，而世俗的、日常的、玩赏 的、享乐的文化趣尚则成东汉审美主流。放在这样的背景下看，“马超龙雀” ( 或叫“马超飞燕” ) 的名称，虽不能说与征服性主题绝然无干，但它更强调的明显是奔马造像本身的英姿、神采、动感和情趣，更讲究的是一种偏于直观形式的、更具玩赏价值的审美意 味，因而似更合乎该铜马塑造者的本意，当然在本质的层面上也更符合东汉时代的审美文化趣尚。

　　东汉时代的雕塑艺术，从整体言是走向凡俗和生动的艺术。所谓走向凡俗，是从审美文化内蕴上讲的，即从重大的、政治化的理性主题走向 平凡的、世俗化的感性情趣；所谓走向生动，则是从审美文化形态上讲的，即从一种宏伟雄大、深沉凝重之美走向一种刚健俊逸、生意灵动之美。这后一种美仍是一 种壮美，但比前者的“大美”多了些亲切的、自由的韵味，因而透露出向优美发展的某种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