墓室构造：一种“拟世间”样式

　　墓室，自然是一种葬埋死人的场所。由于强调“孝道”，讲究“事死如事生”，所以要求葬埋死者的场所要造得与其生前住的房屋居室一 样，使死者在阴间仍能“体味”到一种温情熟稔的“生”的环境和气息。于是，陵墓内部应当造得像一处家居室宅，便成为其基本的形制构造原则。反映在陵墓的形 制结构上，就形成一种家居化、人间化、日用化、世俗化的构造样式。

　　当然，这种墓室形制结构并不是一开始就凝定了的，它实际上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转折变迁过程。汉代以前，墓室形状大都为一种长方形的土 坑，而且，不论大小、深浅如何，多是从地面一直往下挖，呈现的是一种“竖穴”样式。秦汉之交，开始在黄河流域流行横开墓圹的习俗，有的则“穿山为室”，统 称“横穴”。自此“横穴”遂成两汉及后代墓室之定制。“横穴”取代“竖穴”，其最大的功能就是便于人们把生前的住室样式“搬”到阴间继续享用。因此，汉代 墓室实行横穴之后，其形制结构便完全人间化、阳宅化了。尤其是西汉末期开始取代木椁墓而流行石室墓，到东汉又普遍用小型砖砌筑墓室，有的地方则用崖墓，就 使这种人间化、阳宅化的墓室构造形式获得愈加完善的发展。

　　皇陵的地下“寝宫”，一般仿照宫殿形制建造，皆为宏伟巨制，宛如一座座地下迷宫，借用后代的一句话，叫做“宏丽不异人间” ( 《新五代史·温韬传》卷四十 ) 。就一般的汉墓形制而言，墓内常分为前室、中室、后室、耳室、回廊等。具体到每种墓室，其构造可能繁细多样，但基本形制还是大同小异的。其中有三种墓较为 典型：

　　“崖墓”，是在山崖上横向穿凿洞穴，盛行于四川一带，多为东汉墓葬。如四川白崖崖墓，以 45 号墓所表现的建筑手法最为丰富。前面有三门，内有享堂，后有两墓穴，各有前、后室及棺室。门外有雕刻，享堂的壁面隐起柱枋，顶部有覆斗形藻井，俨如地上建筑的形制结构。

　　“砖室墓”，是大约自西汉末起出现的一种用小型砖砌筑的半圆型筒拱结构的砖墓室，东汉初发展为穹窿顶，以后迅速推广至各地。如河北 定州的中山简王墓、望都的太原太守墓及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等，都属这种砖室墓，其内部有前、中、后室及耳室等，规模、布置均仿生前住所，宏大壮观。

　　“石室墓”，也是西汉末开始流行的，它用整齐的石块垒砌墓室，在墓壁上雕刻画像，所以又称画像石墓。这种石墓在东汉获得广泛的发 展，其内部结构由多个墓室构成，平面布置复杂，其格局也仿照的是现实生活中梁柱结构的住宅居所。如山东沂南、安丘等地画像石墓，墓前有门，前室和中室内有 柱，柱上有斗拱，斗拱上有梁，梁上有板，四周是石墙，俨如一间仿木结构建筑的室内形式。

　　当然，这只是对几种类型墓室形制所作的一般的、概括性的描述。实际上，在具体的墓室构造中，其对现实人间住宅居所的仿制要更为复杂 和多样。如徐州汉墓在形制、功能的设计上就几乎像世间居院一样的完备齐整，不仅有一般的前室、中室 ( 明堂 ) 、后室、耳室等，还有侧室、御府、武库、厕所、仓房、浴间、柴房、水井等，有的甚至还增设了宴饮、游乐等“场所”，整个墓室构造已经非常贴近世俗的家居住 所了。

　　汉代以来，特别是东汉墓室所普遍施行的“拟世间”房屋构造样式，向我们透露了一个明确的文化信息，那就是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惟有人 间的、此岸的、世俗的生活才是人心所系，灵魂所归。这里没有西方人所向往的那种绝对超世间的天堂。即使有天堂，这个天堂也不远离人间，而就根植于人间之 中。人间自有天堂在，何须远往彼岸求 ? 所以人死后仍住在原来那样的“房宅”里，“呆”在原来那样的环境中，就是一种很理想很完满的结局了，儿女们的“孝道”也因此而充分体现出来了，还有什么比 这样更好的吗 ?

　　这种具有鲜明的民族审美文化意味的人生观、生死观，是理想的、神秘的，更是现世的、务实的，或者说，它以神秘的形式显现着非常质朴、实际、真切、自然的生活内涵和生命理想。因此，在审美文化史的意义上，它构成了东汉时代“崇实”趣尚的一种特殊景观。

陶瓷工艺：从礼器到日用

　　工艺美术是审美文化的重要承载者和体现者，而陶瓷工艺又以最古老、最日常的形态直接显露着审美文化的感性光辉和人文意义。

　　这里主要谈的是在汉墓中作为随葬品的陶器和瓷器。从历史上看，汉代是我国陶瓷工艺从陶到瓷的重要发展和转型阶段。一方面，据考古资 料，汉墓随葬陶器的数量和品种，大大超过了以往各代，其分布遍及全国南北各地；另一方面，汉墓随葬瓷器也有了突破性发展，除原始瓷 ( 有人称做“釉陶” ) 有着较广的地区分布外，瓷器 ( 主要是青瓷、黑瓷 ) 也于东汉中晚期首次烧成。在广东、江苏、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四川、河南、河北、安徽等地的东汉墓葬和遗址中，已发现了大量瓷器遗物，品种甚多，数量 不少，质量很高。它表明，东汉是中国瓷器创烧成功的时代。

　　两汉陶瓷在产品门类和造型形式方面都有着明晰的演变过程。先说陶、瓷器物的产品门类。西汉早、中期，随葬陶、瓷器物中礼器明显较多。陶器多为鼎、敦、盒、钫、壶、仓、灶、罐、瓮或盆与碗的组合，而瓷器(原始瓷)用品则常用鼎、盒、钫、瓿、敦、壶、罐等等。可见，二者共有的鼎、敦、瓿、钫、盒等传统礼器(或仿礼器)所占比重还是不算小的，而壶、罐之类虽然有时也可做礼器用， 但大多数情况下属日常生活用品。所以总起来看，这时期的随葬陶、瓷器物还更多地带有先秦时代常见的祭祖敬神的文化功能。西汉晚期，随葬陶、瓷器物中的日用 品开始有所增多。除仍有鼎、敦、壶、仓、灶、罐等器物外，还出现了陶井、陶炉、陶釜、陶甑、陶灯等生活用品。在原始瓷产品中，盒已不见，鼎也发现较少，常 见的有壶、瓿、罐、盆、碗等日用器物，同时还出现屋仓、猪舍、羊舍和牛马等瓷塑与明器。这意味着，西汉晚期随葬陶、瓷器物中，礼器减少而日用性明器增多的趋势已经形成。东汉时代，这一变化的趋势愈加显著。东汉早期随葬陶器中。鼎、敦一类的传统礼器骤减，而作为当时流行的生活用器如盆、案、耳杯、勺等仿制品的陶制明器则大量出现。到东汉中、晚期，陶鼎、陶敦之类的随葬礼器已消失不见，生活性、日用性陶器不仅占了绝对统治地位，而且新的种类如陶制的家畜、家禽、楼阁、仓房、磨坊、臼房、猪圈以及“乐舞百戏”等明显增多。

　　同时，东汉时代随葬的原始瓷器物里，瓿、钫、鼎等礼器已经消失，而以壶、罐、印纹罍等为代表的实用器则数量大增，还出现了五联罐、盘、簋、熏炉、虎子和臼等。特别要指出的是，东汉中晚期产生的真正的瓷器中，基本上已没有礼器(或仿礼器)随葬品了，常见的青瓷器物有碗、盏、罐、耳杯、盘、盘口壶、酒樽、簋、钟、虎子、水盂、熏炉等生活用品(关于陶、瓷器物门类变化，参见《中国陶瓷》，冯先铭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由此可以确认，在东汉时代随葬的陶瓷工艺器物中，偏于祭祖敬神的礼器一 类已基本消匿，而偏于日常性、实用性的生活用器则占了主导地位。这表明，一种与理想生活方式相关的、偏重世俗日用的、“疾虚”“崇实”的审美文化精神，正 在东汉时代的随葬陶瓷工艺器物中直观地显现出来。再看陶瓷器物的造型形式。汉代陶瓷器物总体上都以大弧线造型为主，具有单纯、朴素、敦厚、丰满之特点。但 具体地看也有一个纵向的变化过程。以壶为例。汉代随葬的陶壶、瓷壶，其造型形式一般呈现出这样的演变轨迹：西汉早期呈长颈、扁圆腹、高圈足形状；西汉中期 则变得颈较短，成喇叭形，圆腹，底部变成矮圈足，甚至变成平底；西汉晚期至东汉，颈部则变得粗短，椭圆腹，平底，有的腹径几乎大于壶的高度，显得矮胖敦 壮。从壶的造型形式的这一变化轨迹也可以看出，那种稳定性、实用性、世俗性的意味和功能变得越来越突出了，在审美观感上也逐渐由峭拔庄重而日益变得圆和丰 润了。总之，随着西汉向东汉的变迁，随葬陶瓷工艺器物这种在功能上由偏于祭礼向偏于日用，在造型上由偏于峭直庄重向偏于丰圆平稳的发展演化，也从一个特定 的侧面反映了东汉审美文化日趋世俗化、功用化、“崇实”化的主流态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