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代的“崇实”趣尚

　　公元 25 年，光武帝刘秀复兴汉室，登上皇位，定都洛阳，是为东汉。

　　由西汉向东汉的转换，并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朝代更替，它同时还是一种社会历史文化、特别是审美文化的一次重大变异。

　　正如钱穆所言：“西汉的立国姿态，常常是协调的、动的、进取的”，而“东汉的立国姿态，可以说常是偏枯的、静的、退守的。此乃两汉国力盛衰一总关键” ( 《国史大纲》上册，商务印书馆 1996 年，第 193 页 ) 。

　　东汉国力为什么是“偏枯的、静的、退守的” ? 主要原因有：皇帝权力的高度集中和专制，外戚、宦官对朝政的轮番干预，地主豪强势力的空前膨胀，社会阶级矛盾的日益尖锐等等。但从与审美文化关系最为直接 的社会意识形态层面上讲，东汉国力 ( 也是其“文化” ) 之所以出现“静的、退守的”态势，也与儒术的全面“独尊”化和“神学”化不无关系。我们知道，从汉高祖到汉宣帝的约 200 年间，汉王朝实施的是“霸王道杂之”的统治策略。这一点与西汉前中期的鼎盛有一定联系。但自汉元帝真正实施废法尊儒起，汉代便开始走下坡路了，而且值得注 意的是，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上，大凡儒学独尊的时代，其文化常常呈“内敛”的，即“静的”和“退守”的状况。这是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所以，当光武帝刘 秀独标儒学，并使之与谶讳迷信结合起来时，社会意识中内在的生命力、创造力、想象力便趋于凝滞，大汉王朝自元帝开始的衰落过程便更加难以遏止了。王国维曾 说：“儒家唯以抱残守缺为事”，故“自汉以后……学界稍稍停滞矣。” ( 《论近年之学术界》，《王国维文集》第三卷，中国文史出版社 1997 年 ) 其实不独“学界”，整个汉代文化也自此“稍稍停滞矣” !

　　不过，对东汉国力 ( 或文化 ) 是“偏枯的、静的、退守的”这一说法，也不宜做绝对化理解，因为这只不过是同西汉相比较而言的。事实上，东汉文化虽有萎顿退守之势，但总体上尚未完全从外 部广大的现实而退缩至内在心灵的一隅。在很大程度上，它还处于这一转化 ( “退守” ) 的“中途”，或者说还处于某种文化转型的酝酿期、过渡期。

　　所以，表现在东汉审美文化上，西汉那种蔚为壮观的“大美”气象固然已显衰微的端倪，但也并未消隐殆尽。西汉那种发扬蹈厉、感物造 端、慷慨雄放、广大宏伟的文化风貌，那种开拓的、扩张的、充满想象力和创造力的时代精神固然不再独领风骚，但其中所蕴含的那种外向的、阳刚的、理性的、务 实的文化意识依然没有完全“退场”，它仍以一种伦理化、功用化、世俗化的审美观念，以一种“贵真”、“尚质”、“崇实”的文化趣尚体现着在东汉时代的延 续、嬗变和发展。

　　在相对的意义上，如果说，西汉审美文化是在外向性地、激情化地开拓、占有和征服世界的时代精神中展开的话，那么，东汉审美文化则更 多地是在守护、记述、玩赏和享用这一世界的社会意识中演进的。换言之，东汉审美文化所关注、沉迷和投人的不再是一种广大的、辽远的、具有无限意味和神秘色 彩的外部世界，而主要是一种日常的、实在的、当下的、经验的、人伦的、凡俗的现实。

　　王充在批评汉大赋时指出：“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 ( 《论衡·定贤篇》 )

　　这一“崇实”说的明确提出，有着极大的代表性和普遍性。它是东汉审美文化中的“关键词”。

　　当然，在文化的“退守”过程中所形成的这一“崇实”趣尚，其审美内涵、形态并不是单一的和僵滞的，而是多层的、复杂的、不断变化 的。它既指一种非宗教的世俗化、人间化情结，也指一种以伦理教化为旨归的现实效应；既指一种场景复现和事件叙述的写实化原则，也指一种贵真实、“疾虚妄” 的文化态度；既指一种避“狂”就“中”、明哲保身的实用理性，也指一种在艺术里写景抒怀、任心恣性的真情实感……总之，东汉审美文化在一种“退守”的姿态 中，更加关注此岸人生、经验事实，更加强调功用实效、本性真情，更加推重以“真”为美的精神、以“实”为主的趣尚。